每十分钟，就有一对夫妻在民政局门口分道扬镳；在中国25-29岁的城市青年中，未结婚的比例已攀升至56.9%。曾几何时，“劝和不劝离”是共识，如今却常有“恭喜离婚，喜提单身”的声音。我们并非不再相信爱情，而是开始质疑：婚姻这个延续千年的制度，是否已经跟不上时代？
有人将此归咎于“这代人太自私”，但真相或许是——婚姻本身，早已从“必需品”变成了“可选项”。要读懂当下的婚姻困境，得先撕开它的“浪漫包装”，看清其最初的“出厂设置”：婚姻从诞生起就与“爱情”无关，它是私有制的产物，本质是农业社会的经济工具——为明确财产继承、保障家族繁衍、维护社会稳定而存在。
中国古代的“相亲”，哪里是男女双方的情感选择？不过是两家父母的利益磋商，新人往往到入洞房时才初见彼此，本质是两个家族的资源联合。男方给聘礼，是“买下”女方的劳动力与生育权；女方带嫁妆，是娘家为女儿撑起的“脸面保护伞”，避免其在婆家受欺。几千年来，婚姻的底层逻辑从未变过：它是一笔经济账，一份家族契约，核心是“为了生存”，而非“为了爱”。
可为何这个延续千年的“产品”，如今突然“滞销”了？答案很简单：现代社会正一步步拆毁婚姻赖以存在的三大支柱。
第一根支柱，是“经济依附”的崩塌。
传统社会里，土地、劳动力多掌握在男性手中，女性必须依附男性才能生存，婚姻成了女性的“生存避风港”。但现在，女性经济独立已成常态——能赚钱、能买房、能自主规划人生，婚姻不仅不再是保障，反而可能因琐事、责任沦为“枷锁”。“宁可高质量单身，也不要低质量婚姻”，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。
第二根支柱，是“风险对冲”功能的反转。
过去物质匮乏，“搭伙过日子”能共同抵御失业、疾病等风险；可现在，结婚本身反而成了“高风险事件”。在不少西方国家，离婚后的财产分割与赡养费制度严苛：美国加州作为“共同财产州”，离婚时财产通常对半分，收入高的一方可能需每月支付数千美元赡养费，直到对方再婚——以至于出现“前夫哥拼命帮前妻相亲”的魔幻场景。对普通人而言，结婚意味着要承担财产流失、家暴、独自育儿等风险，当“风险”远超“收益”，自然没人愿意入局。
第三根支柱，是“社会功能”的弱化。
以前“不结婚”就是“异类”，没有家族支持、社会保障，一个人很难生存；可现在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，金融、保险、医疗覆盖广泛，甚至连独居生活所需的外卖、家政、智能家电都一应俱全。当“一个人也能活得很好”，谁还愿意为了“不被当成异类”，强行与他人捆绑？
面对婚姻困境，法国人走出了一条独特的“破局之路”。
1999年，法国推出婚姻“解绑版”制度——PACS（民事团结契约）：它保留了婚姻的实用功能，比如签署伴侣可享受与已婚夫妇类似的税收、社会福利，非婚生子女（占比超60%）也能获得同等法律权利；同时剥离了沉重负担，财产各自独立，分手无需打官司、分财产、付赡养费，一方不满意即可随时解除关系。结果是，法国结婚率虽低，伴侣关系稳定性却在欧洲名列前茅——他们没放弃亲密关系，只是迭代了“过时的契约”，把爱情、生育、财产拆分开来，让每个人按需选择。
而我们的困境，恰恰卡在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的中间地带。年轻人一边追求“西方式现代爱情”：渴望“两个人的小家庭”，希望与原生家庭保持距离，强调人格独立、男女平等；一边又死死攥着“传统家族利益”：要求男方出彩礼、买婚房——可这些要求的根源，正是传统婚姻里“女方依附男方”的聘礼逻辑。
矛盾就此凸显：我们想要现代婚姻的“权利”（爱情自由、人格独立），却不愿承担对应的“责任”（共同奋斗、平等分担）；想要传统婚姻的“利益”（彩礼、物质保障），却不愿履行对应的“义务”（相夫教子、融入男方家族）。“既要又要”的结果，就是所有人都卡在中间，在婚姻里反复内耗。
如今结婚率的下滑，本质是“旧婚姻模式”与“新个体意识”的错配——过去承载经济、家族功能的婚姻，跟不上现代人对“个人价值”“生活质量”的追求。好在已有本地化探索：比如江浙沪的“AA制两头婚”，既保留了亲密关系，又规避了传统彩礼、姓氏之争的矛盾。
未来，婚姻的形式或许还会变，但人类对“情感连接”的渴望不会消失。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“婚或不婚”，而是能否创造出更贴合这个时代的“容器”——让爱情、责任、利益各归其位，让每个人都能在亲密关系里，既不丢失自我，又能收获温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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